这些提出新兴环境权利诉求或通过气候变化将其他权利与环境权相关联的做法尽管客观上反映出气候变化问题极广的影响范围和人类迫切希望扭转气候变化趋势的焦虑心态，但却也模糊了环境权外延的界限。
[17]应该说，这些提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最大的问题是，就这四个方面而言，和传统的中华法系似无必然的联系，更无须说中华法系精粹的传承和光大了。[18]以上引文见曹德成：中华洁系研究发微-研究的对象与任务，载于张晋藩主编：《中华法系的回顾与前瞻》，第457-45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因而历代法律的制定，大都悉心斟酌于道德之间，在汉朝更把罪名分为公私，以私德为公德的基础，故治私罪重于公罪，这都是中国法系最特殊之处。贱视工商，谓为‘驱逐末利，恒用政治或法律方法以压制而窘辱之。更为重要的是，陈顾远所言及的近代法系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张晋藩从法理上解析的法系影响应该超越国界的论述，似乎决定了中华法系（中国法系）既无复兴的必要，亦无复兴的可能。明刑所以弼教，制律所以辅礼，这是中国固有法系的特有精神。惟在我国法学者，并力一心以赴之。
在此作者已经不奢言建立中国本位新法系了。学界的莫衷一是，使中华法系的社会影响力受到局限，民国时期复兴中华法系或建立‘新中华法系的主张最终受挫的原因未必不缘于此。但是，作为刑法教义学的一个根子上的问题——义为何物，尚未被追问。
于是，刑法象征性立法能够从应受刑罚处罚性这么一个刑法学最高范畴来反面地说明着义即规范目的正当性之于刑法立法即刑法规范设置的检讨作用。学者指出，在客观解释的包装下，目的解释存在演化为随意解释的危险，解释的结论未必符合客观现实。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3年第12期 进入专题： 刑法教义学 。前述论断隐含着目的解释的正当性问题，从而可引申出刑法教义学的义的理解问题。
又如，《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盗窃罪的死刑，可以认为，原先配置了死刑的盗窃罪立法有着通过死刑威吓与惩罚来维护财产秩序的规范目的。例如在当下的刑法司法实践中，对于有了家暴背景的案件，如果后来的被害人即原先的施暴者已经有了再次施暴的言语表达或行为准备（已经备好了施暴工具等），则后来的行为人即原先的被害人通过先下手为强而致原先的施暴者死伤，则直接适用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罪刑规范就比切入防卫规范显得不义，不仅在表面上因为适用防卫规范带给后来的加害人以法定减免甚至无罪的结果，更因为在实质上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原本就有保护健康法益与生命法益的规范目的，但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在前述个案中的直接适用会导致对规范目的的至少是无意的偏离，而切入防卫规范就是要提醒这种偏离。
顺便要指出的是，对应着必要限度的重要区别，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在法律后果上便存在着如下区别：对正当防卫当然不能再进行反防卫，因为正当防卫是正对不正，从而正当防卫不产生民事责任。由此，刑法教义学的义是被现实的社会生活所赋予的，其所体现的是社会生活的正当性诉求，亦即现实的社会生活的正当性诉求是刑法教义学的义的最终来源。易言之，刑法教义学的义是存在于法体系的共时性与刑法规范本身的历时性观照中。义之于刑法规范的前述功能，是反对恶法亦法的题中之义。
可见，在法秩序的整体性与在违法性的一元性上，刑法教义学应在紧密观照前置法中形成一种结义性。按照传统的刑法理论或通说认为，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是指避险行为造成的损害必须小于所避免的损害。于是，我们可用目的来把握刑法教义学的义，即刑法教义学的义就是隐藏在刑法条文背后的正当的规范目的。刑法教义学的义具有自省性与自修性，从而具有开放性与建构性。
最终，义的发现和信守便构成刑法解释，从而是刑法教义学的所谓终极任务。易言之，有什么样的义，就有什么样的教义。
反过来，根植于社会生活中的义便具有刑法规范的检讨功能与证立功能乃至批判功能，最终是刑法规范的确立功能，从而能够避免绝对形式理性主义的那种刑法教条学或刑法本本学。当联系刑法教义学，则关注整个社会的相对长期的稳定秩序便是刑法的规范目的所在。
于是，追求正义将赋予刑法的规范目的以正当性，而正当性又使得刑法的规范目的成为刑法教义学的义。具言之，当我们把前述论断置换为刑法教义学的语境，则合理怀疑便是出于发现刑法规范目的的正当性，交互性和反思性中便蕴含着刑法规范目的的正当性，而所谓重叠性共识便是对刑法规范目的正当性的共同谋求，且发生在共时性与历时性的交织之中，亦即所谓重叠性共识是共时性与历时性交织中的刑法规范目的正当性共识。刑法教义学的义不能背离天理与人情，而应是在常识、常理、常情中展开刑法本体理论，且赋予刑法规范目的以正当性，即谋求和实现一个义字。由此，义的品质决定了刑法教义与刑法教义学的品质。义是刑法教义学的元问题。痛兹沦魄，仰同穴而无由期。
（6）为了保护多数人的生命而牺牲少数有过错地使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的人。这里，义是刑法教义学的本体，即所有关于刑法规范的概念（如罪状）或命题（如刑法谦抑性）甚至理论体系（如犯罪构成）都要体现或遵循一个义字。
（一）义的刑法立法检讨功能所谓义的刑法立法检讨功能，是指义对刑法立法的增删乃至体系调整所具有的正面影响乃至一种指令。而在越来越强调法治的当今，即便对于窝藏、包庇和伪证等犯罪不能再回到亲亲相隐不为罪，即仍应追究刑事责任，但立法若对法治秩序作出适当的退让而立于亲属关系作出从宽处罚规定，即适当肯定亲伦秩序并非不可，而可视为出于一种义的权衡与考量。
社会风化的价值远远不及幼女的身心健康，而嫖宿幼女罪的规定，最终给被害幼女施加了一种至少是无意的二次伤害——不良女性的标签。虽然一个与字将幼女的身心健康和社会风化管理秩序相并列，但后者即社会风化管理秩序的价值位阶不当高于前者即幼女的身心健康，因为嫖宿幼女罪毕竟是被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
当把谋求和实现正当的规范目的视为刑法教义学的一种怀旧，则时光重构便隐喻着义即正当的规范目的，便能够在现在完成进行时中重整或补全刑法规范本身，以使之更加或越发完善。交互性解释贯通的是寻求重叠性共识的努力，但其本身必须又是反思性的。而只有当义具有正当性，才能去教即传播或推广，从而才能有值得确信与坚守的刑法教义与刑法教义学。但权威有时会合法而不合理，故即便是权威所确立的规范目的也未必正当。
三、义能何为义能何为是对义为何物的再继续或再深入。且膺死元由落水，落水本为覆舟，覆舟自是天灾，溺死岂伊人之咎。
最终，下列情形大体成立阻却违法的紧急避险：（1）被牺牲者同意牺牲自己以保护他人生命时，对之实施紧急避险的。唯有如此，刑法教义学方能在克服过度的保守性和消极性中使得刑法真正成为回应社会的法。
而之所以刑法的规范目的有可能不义，根本原因在于刑法立法和刑法司法对合事理或合情理的无意或有意的背离。于是，义的立法反思性隐含着刑法教义学的证立性和批判性，而证立性和批判性最终是谋求刑法规范的普遍可接受性，从而是普遍的生活理性，最终是义性。
这里，反思型怀旧的重构隐喻着刑法教义学的义的反省性与自修性，从而是其开放性与建设性或建构性。主张目的解释的优先性可能会消解刑法用语的法律意义，突出体现在目的解释的运用会使刑法设定的个罪的构成要件失去行为规制的机能，进而导致不同罪名在刑法解释中的随意穿梭，使解释结论突破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此处，通权达变和通情达理是社会生活之义对刑法规范所提出的一种与时俱进的要求。进一步地，被视为刑法教义学同时也是刑法本身的义的正当性，应该得到一番诠释。
于是，对文本的挖掘便成了法教义学包括刑法教义学的基本任务，且其要借助并突出一个义字。在特殊正当防卫的场合，之所以损害大于保护仍属于必要限度而最终成立正当防卫，是因为在此等场合，如果要求防卫人快速且准确判断和把握正当防卫的适当限度或对等限度，则显然违背了法律不强人所难，而紧急时无法律早就是产生于中世纪教会法的一句格言。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充满义性的规范目的性将赋予刑法规范以普遍有效性。易言之，义本身如何，决定刑法教义学如何和受刑法教义学影响的刑法实践如何。
由此，我们可将紧急避险制度的刑法规范目的理解为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即社会整体利益是紧急避险制度及其教义学的义所在。意义从来都不是被推演出来的或被发现的，而总是被赋予的。